肺部感染性疾病新冠肺炎中西医比较
当前新冠肺炎流行愈演愈烈，在全球范围内已然成为人类的致命威胁，更是医者必须战胜逾越的一大障碍！我国在党的统一领导指挥下，中西医密切合作，国内疫情已经得到了有效控制，在此向战疫一线同道付出的辛苦工作表达敬意与感谢的同时，有时间复读经典对肺系疾病的认识，以其与同道共勉！
历史记载我国发生较大人类疫情余次，而中医一直是抗疫的绝对主力。汉·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原序中所述:“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温疫论》：“疠气从口鼻而入，其邪内不在脏腑，外不在经络，而设于夹脊···一旦感染，交相染易，乃至灭门···”。无不反映了历史疫情对人类的巨大威胁！从年爆发流行的SARS，和当下席卷全球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都告诉我们，肺系疾病并没有想象得那么简单。回顾历史，人类和肺炎的斗争自古有之，并且贯穿于人类发展的全过程。
中医学在整体观念思想指导下，以天人相应的观点，总结的疫病发生与防治规律，为人类对抗瘟疫历史上做出了巨大贡献。
《黄帝内经》云“风邪上受，首先犯肺···”。
《气交变大论》∶凡岁火太过，岁金太过，岁水太过，岁木不及等年，俱有咳证。
《五常政大论》∶凡审平之纪，从革之纪，坚成之纪，少阳司天等年，俱有咳证。
《至真要大论》∶凡少阴司天，太阴司天，少阳司天，阳明司天，阳明之胜，少阴之复，太阴之复，少阳之复，阳明之复，厥阳司天客胜，少阳司天主胜，太阳司天客胜等年，俱有咳证。
《生气通天论》曰∶秋伤于湿，上逆而咳。
《阴阳应象大论》曰∶秋伤于湿，冬生咳嗽。
《示从容论》曰∶咳嗽烦冤者，是肾气之逆也。喘咳者，是水气并阳明也。历代中医先贤们在每一次抗疫斗争中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和防治方法：从《黄帝内经》·《素问·热论》《难经》到《伤寒论》的六经辨证；从明·吴又可的《瘟疫论》到清·薛生白的《湿疫病篇》、王孟英·《温热经纬》、叶天士·《温热论》、吴鞠通·《温病条辨》，从卫气营血辩证到三焦辨证；从“风邪上受，首先犯肺···”到“温邪上受，首先犯肺···”。在中医发展历程中，历代先贤对疫病的防治规律认识总结了宝贵经验，尤其到清代，对于温病、瘟疫的治疗已经有了完整的辩证论治体系。西方医学最早认为疾病是人类触怒上帝神灵后所受到的惩罚，一般是求助于神父通过祈祷诵经祈求于上帝神灵来试图解除自身的病痛！直到被称为西方医学之父的古希腊希波克拉底时期才有了相对科学的认识。希波克拉底将带有胸部疼痛症状的疾病都归入“肺周围炎”（perioneumonia）的诊断范畴，并通过观察发现了其发病症状：“急性发烧，胸部单侧或双侧疼痛，呼吸时伴随疼痛、咳嗽、咳痰且痰中带血或呈青灰色，稀薄痰或泡沫痰，或者其他异于常人的症状。”这意味着通过这些病征，希波克拉底建立了对肺周围炎的临床诊断标准，虽然这种标准仅仅建立在对疾病表征的观察上，但在缺乏医学检验技术的古代社会，已经显得难能可贵。
希波克拉底并且还进一步对肺周围炎的病情发展做了观察：“当病情发展到高峰时，如果不服用泻药通便，将有生病危险，而且如果有呼吸困难、尿液稀疏且带刺激性气味、颈部及头部出汗等症状，这说明病情很不乐观，尤其这种排汗是有害的，因为其往往伴随着窒息感、肺部啰音，说明疾病（在与人体的斗争中）开始占据上风；除非大量浑浊的尿液排出，或是咳出的痰呈现出像脓液一样的混合状；当这两种情况中的任何一种自发发生时，都说明疾病将康复。”这些记载与我们中医辩证认识出奇得一致！但对于治疗上，西方医学由于缺少有效药物，对于肺炎的治疗较为原始，主要分为放血和催吐两种。这种治疗方法自希波克拉底时代开始，一直到19世纪中叶还被采用。希波克拉底认为，对于肺周围炎患者，疼痛越剧烈越可以大量放血，这样可以减轻疼痛。催吐疗法也是古代常用的治疗方法，吐根和锑的混合物是最常见的催吐剂。希波克拉底对所有疾病的治疗原则是强调提高病人自身治愈力，主张医生不要干涉病人的自愈过程，只在适当的时机予以帮助。
继希波克拉底之后，古罗马统治时期的希腊医师克劳迪乌斯·盖伦（AeliusGalenus）和阿雷提乌斯（Aretaeus）也对肺炎的认知做出了贡献：前者在解剖学基础上发现了肺炎和胸膜炎存在差异；后者贡献更大，他发现了胸膜感染与呼吸疼痛存在联系。阿雷提乌斯观察到：“患者如果只是单纯的肺部感染，通常胸部会有压迫感，而疼痛感并不明显；但是如果与胸部相连的任何一层黏膜发炎，那么疼痛感也将接踵而至。”他的观察对于人类认知肺部和胸膜在神经分布上的区别有着先驱意义。
直到11世纪意大利医师加里蓬图斯（Gariopontus）认为肺炎比胸膜炎更严重，也更加危险，“肺炎会迅速致命，因为肺脏的实质性伤害无法通过肺腔内新鲜空气的呼吸循环来恢复”。
14世纪意大利费拉拉的宫廷御医——米歇尔·萨沃纳罗拉（MicheleSavonarola）对肺炎的探索也有着重要的贡献，他在对年3月发生在帕多瓦城的一场肺炎瘟疫的研究中，首次发现了肺周围炎具有较强传染性。在治疗方法上，欧洲医学家继承了希波克拉底的体液说。但除了放血术以外，他们还规定患者要按时休息、注意饮食营养摄入、呼吸新鲜空气、避免剧烈运动，尤其强调冬季在肺病患者的病房要设有供暖设备，确保患者能够呼吸到温暖的空气。这些做法即使从现代医学角度看来，也有许多合理之处。同时，对于急重症患者已经有了合理的手术治疗方法。当时著名的阿拉伯学者拉齐（MuhammadibnZakariyaal-Razi）主张在患者存在严重的呼吸困难时，采取气管切开术进行治疗，并且还在其著作中详细说明了具体操作方法：“……当病人的生命被窒息死亡所威胁时，才进行（气管切开）手术……在进行气管造口术时，先将患者头部举起，使其皮肤收缩，在喉脊下方切开皮肤，然后用两根线分别向切口上下方向拉动，直到气管露出，在窒息状态及其致病因素消除之后（再进行缝合）；皮肤缝合的时候会在里面留下一些小孔……”。
17世纪的意大利解剖学家马塞洛·马尔皮齐（MarcelloMalpighi）证明了血液的肺循环，包括肺静脉和肺动脉之间的毛细血管连接情况，从而奠定了他在显微解剖学领域的创始人地位。一百年后，病理解剖学的开创者，意大利的莫尔加尼（GiovanniBattistaMorgagni）根据多年的尸体解剖经验，发现肺炎患者的肺脏不仅存在炎症，肺脏组织也发生了实质性改变，质地变得坚实，胸膜粘连。在他的基础上，年英国医学家马修·贝利（MatthewBaillie）进一步发现肺炎患者的肺脏呈现出肝样变（hepatization），并首次将病理解剖结果与临床现象结合进行分析。
18世纪的奥地利医生奥恩布鲁格（LeopoldAuenbrugger）在处理家中酒桶时，发现通过叩击酒桶发出的声音，能够分辨出桶中酒量的多少。受此启发，他发明出叩诊法。他在年出版的《新发明》（NewInvention）一书中详细介绍了胸部叩诊法：“让病人屏住呼吸，医生用手指尖轻轻敲击病人的胸部（身体挺直前屈），叩击声较常人或高或低都可能表明胸腔内有疾病。”可惜的是，这一发明并未被同时代人所接受，直到法国大革命时期其才被正名和推广，并沿用至今。
年法国医生雷奈克（RenéLaennec）根据固体能够传播声波的原理，发明了最早的听诊器，极大地便利了胸肺部疾病的诊断。他在年出版的医学名著《论听诊器》（TraiteAuscultationMediate）中，详细论述了多种胸肺部疾病的听诊音。
19世纪后期，随着显微技术的进步，西方微生物学飞速发展，许多致病细菌开始被发现，人类对肺炎的研究进入微观层面，临床医生开始对肺炎做出病原学诊断。年德国微生物学者埃德温·克雷伯（EdwinKlebs）首次在肺炎患者的呼吸道中发现了细菌，之后这种细菌被命名为克雷伯氏菌，但他并没有发现这种细菌和肺炎之间的关系。直到年，德国医学家卡尔·弗雷德兰德（CarlFriedlander）检测了超过50例肺炎病案样本，才最终证实了细菌是肺炎的致病元凶之一。
进入20世纪后，随着显微技术的进步，比细菌更小的微生物逐渐进入医学家的视野。年，美国医学家霍华德·立克次（HowardTaylorRicketts）在研究洛基山斑点热时，发现了一种未知的非细菌病原体，直到年巴西学者恩里克·达罗查·利马（HenriquedaRochaLima）才将这种病原体确定为立克次体。人类对病毒的认识在时间上更晚一些。年，第一种烟草花叶病毒被发现，年英国医生发现了A型流感病毒，年美国医生发现了B型流感病毒，不久C型流感病毒也被发现，还发现了A型和B型的亚毒株。
对于感染性肺炎，人们习惯上将其分为细菌性肺炎、病毒性肺炎和真菌性肺炎三大类。在细菌性肺炎中，由菌质体导致的肺炎，大部分在过去被称为“原发性非典型性肺炎”。年莱曼（H.A.Reimann）总结了8名患者的发病特点，第一次明确提出了“非典型性肺炎”的概念。
年的“SARS”和当下肆虐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都属于非典型性肺炎，医学界都认为是由一种未曾发现过的、属于冠状病毒科的新病毒导致的。由于人类对此没有免疫能力，故又称为“亚急性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
在治疗方法上，西方医学一直遵循着对因对症的防治原则。随着20世纪抗生素和磺胺药物的发现，细菌性肺炎的治疗取得了革命性的发展。使得细菌性肺炎得到了有效抑制，但对于病毒性肺炎，人们仍然无能为力。虽然20世纪后期，奥司他韦、扎那米韦、利巴韦林等一批抗病毒药物开始投入临床治疗，但是由于新型病毒层出不穷，再加上由细菌、病毒和其他微生物引发的新型非典型性肺炎的出现，就目前而言，西医还缺乏有效的抗病毒药物控制，不能对因只能对症支持干预。而挖掘中医抗疫经验，采用中医辨证治疗结合西医重症支持系统的中西医结合的指导方针，就成为当前最有效得抗疫作战方案！
焦加立工作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