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外选萃向迅九月的贝多芬
九月的贝多芬（散文节选）
向迅（土家族）
一
时间一晃就到了九月。
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月份，疯狂的夏天虽然还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但大势已去，天气终究会日渐一日地凉快下来，秋天即将到来。而北方的秋天似乎来得要更早一些——在我们所生活的这座小城，已在树梢上瞥得见它的端倪了。
可就是在这个美好的月份，我们的父亲即将迎来他一生中最黑暗最绝望的日子，我们这个家庭也将迎来有史以来最艰难最迷惘的日子。
八月下旬，父亲的身体每况愈下，胸部难以忍受的疼痛已在不知不觉间波及至腰腹和肩背，四月的头疼病再度发作……这些症状已严重影响到他的睡眠质量，就如他在武汉对我说的那样，“晚上几乎不能睡觉。”
遗憾的是，他和母亲都只是对这些症状感到疑惑不解——为什么吃了这么长时间的药，身体仍然没有一点好转？医院。或许也是想过的，但是出于某种难以言说的顾忌——这种顾忌应该存在于中国的每一个农民家庭——他并没有把这个想法表达出来。即便是在我一再嘱医院检查的前提下，他依然在家里自行“观察”了三五日。
记得九月行将到来之际——八月二十七日？医院，打电话给他，却意外得知他还滞留在家中。便急切地问他为何还不动身？
只见父亲在电话那头像被人挟持着舌头一般吞吞吐吐地回答道：“怕天意有变，苞谷会烂在田里。你妈掰苞谷去了，我在家里看屋。”停顿了两秒钟，他继续说道，“我再观察两天。万一不行，马上就去。”
我在电话里急得直跺脚，觉得母亲简直是太糊涂了，却又不好发作。
我知道母亲心疼苞谷——那是牲口们一年的口粮，担心大半年的辛苦所得在收获之际打了水漂，但应该分得清事情的轻重缓急。
可我不忍心责备母亲。这么多年来，家里的那几亩地都是她一个人苦心经营，其间滋味，除了她本人外，他人不可道也。如果那一阵子果真下了雨，黄灿灿的苞谷都烂在了地里，不知她是如何心疼呢。
二〇一五年九月的第一天，父亲在母亲将最要紧的农事忙完之后，终于背着简单的行李——其实什么也没有带，一只被我扔在家里不准备继续使用的双肩包而已——怀揣着未知的命运，搭车到了县城，就诊于我们曾经医院胸部内科——“命运”这个小丑，再一次富有戏剧性地把父亲推到了这个尴尬之地。这是不是已经体现出某些宿命意味？
只是这一次，没有人陪他——我们兄妹三人都在外地工作，而家里又须臾离不开母亲。如今的农村形势已不比历史上道不拾遗的年代，况且猪栏里还有好几头肥猪需要她终日伺候——他孤身一人。
现在，每当我回想起这件往事，就觉得愧对父亲——我们让年过花甲的他独自面对了这个世界上最残酷无情的判决；每当我在电视里看见“父亲”住院儿女们都会陪伴在身边嘘寒问暖的镜头时，我就觉得无地自容。
大哥和妹妹是否与我感同身受，是否也会对此感到愧疚？我无从知道，也没有问过他们。与父亲一样，我们都习惯于把感情埋藏在心底而羞于表达。
这一次，父亲没有拒绝医生的要求——事实上五月份那次，也不是他拒绝，而是被在心底打着小算盘的我一口拒绝了——在办理相关手续后，医院。这大约也是我的建议。而这建议，与我在四个月前陪他去县城的朝阳观旅行一样，带有某种补偿性质。至少我是这样认为的。
毫无保留地说，对于父亲的这次住院，我的心情十分复杂。
一方面，我认为已到了非住不可的地步，他的身体状况确实令人堪忧；另一方面，我又认为无需过分忧虑，除了肺结核的问题变得更加棘手这种可能存在的情况外，大概不会出现比这更坏的，更令人紧张不安的检查结果了。
或许大家都这么认为——在最开始的那几天，我们（自然也包括父亲在内）都是在心平气和地等待检查结果。可一个星期以后，结果仍然没有出来，据说还在等待最关键的一个检查项目的病理报告的出炉。
那项检查，美其名曰检查，实则是一个带有相当风险的体内外科手术，后来，我在武汉陪父亲做过一次。
做这项检查时，家属不仅要全程陪同，还要签字画押，因为在施行手术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出血、纵隔气肿、外伤性气胸、窒息及心脏停搏等意外事故，术后也可能出现多种并发症，诸如持续不停地咳血、剧烈胸痛、呼吸困难等症状。
父亲把这项检查习惯性地称之为“做胃镜”，实际上是支气管镜检查。
那天，当我把父亲从手术台上扶起来时，我注意到他毫不掩饰地用手揩了好几下血红的眼睛；穿过手术室时他步履踉跄，胸脯剧烈起伏，既像是摸黑赶路，也像是有人在身后十分粗鲁地推搡着他。
事后，父亲给我形容过做这项检查时的感受：“就像有一台绞肉机在你的胸部不停地搅动，五脏六腑都被绞成了碎片。”
医院做这项检查时，他是独自面对这残忍的一切。如果术前也需要签字的话，他必然是自己在那张带有某种协议性质的本应该由家属签字的纸上郑重地签下了他的名字：向北阶。
他需对自己的签字负责，对可能会出现的各种不良后果买单。
这是我在写下这些文字时忽然想起的，以前我从未思考过这个问题。以此类推的话，自然还有许许多多的事情，都是被年过花甲的父亲一个人默默地承受着。我们并不知情，也就不知道他的痛苦。
事实上，对于病人而言，仅仅是那些漫长的黑夜就够他们受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父亲渐渐对检查结果产生了怀疑——准确地说，是对自己的病情起了疑心。“怎么还不出来呢？”在他打满了问号的言辞间，我感觉到了他的担忧，感觉到了他的紧张情绪，感觉到了他内心的惶惑不安。
我们大多都有过类似的体验。在一件悬而未决的事情面前，我们不免会展开丰富的想象，会猜测各种各样的结局。当然，我们一般都会往最坏处想。
我医院治疗时，才意识到我们的体验与病人的体验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他们等待检查结果时的心情，与刑事犯在法院等待审判结果时的心情并没有什么两样。既怀着侥幸心理，又充满了对于命运的恐惧。
在那段百无聊赖却又惴惴不安的日子里，父亲都想到了什么呢？我从来没有与他探讨过这个问题，就像我从来没有与他这位农民父亲探讨过人生理想一样——我觉得这是一件可笑的事情。即使问了，他也不一定告诉我。
我那时虽然也有些着急，但总认为应该不会出现更坏的结果，所以我还在电话里安慰父亲不要胡思乱想。
二
二〇一五年九月上旬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我吃过午餐后准备回家午休，刚跨进小区的那道铁门，手机便在我的口袋里扑通扑通地像刚刚装进篓子里的鱼一样很不安分地跳跃着。我掏出来一看，屏幕上跳跃着一个陌生的恩施号码。在犹豫片刻之后，我疑惑地摁下了接听键。
出现在我耳畔的是一个陌生的中年男子的声音。他操着一口还算流利的恩施普通话。
“医院的医生，你的父亲现在我们这里治疗。”
我一下子莫名地紧张起来，忙不迭地问：“结果出来了吗？”
“是的。”
“情况怎么样？”
“你等一下，我到办公室外面去跟你说。”
随即，我听到了一片模糊的嘈杂之声，同时听见了我的心在胸腔里像青蛙跃入水面时发出的声音一样“扑通扑通”直跳。不知道他要跟我说什么——无数种猜测在那一瞬间像海边的潮水一样纷涌而至，却又被我一一排除——可我在他小心谨慎的语气里捕捉到了一种不祥之感。半分钟后，手机里又传来他的声音。
“刚才你父亲在旁边，我不方便说。”
“您直说——”我咬着牙齿问。
“经过检查，你父亲的情况比较糟糕。”
“具体什么问题？”
“我们怀疑是肺癌。肺鳞癌。”
我的脑袋里“嗡”的一声，头皮像触了电，一阵麻意直抵肺腑，握着电话的右手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紧接着，牙齿也跟着哆嗦起来，声带也跟着哆嗦起来，整个身子都跟着哆嗦起来——就连我身旁的那棵需双手合抱的柳树，也跟着哆嗦起来。
这是个令人晕眩的中午。
我在九月尚且有几分灼人的阳光下感到一阵阵寒意正从我的胸腔向全身的每一个角落扩散。
我“突然感到心里有什么垮掉了，好像一根绷紧的弓弦猛地折断了。”（这是尼日利亚作家钦努阿·阿契贝笔下一个叫恩沃依埃的男孩在他知道与他一起生活了三年的伊克美弗纳被父亲杀死后的感受。）
隔着几个月的时光，我依然能看见这一天的自己。我看见他站在耀眼的阳光底下忽然变得更矮了，更加瘦削了，像是一个精神上的孤儿。他的身体打着冷战。他的牙齿咬不住字。他的手握不住手机。那副无所适从的样子，就像父亲最喜欢看的谍战片里被识破了身份因为过度紧张而划不燃火柴的情报人员。
过了半晌，我才调整情绪，故作镇定地和医生说话。
“现在已经到了什么程度？”我颤抖着问。
“怎么说呢？如果我们把癌症分为四期的话，那么你父亲的情况至少已经到三期了。你懂吗？”医生说。
“我们该怎么处理呢？”
“建议转院吧。医院看看。但是像你父亲的这种情况，他们敢不敢做还是个问题。”
“为什么呢？”
“如果已经失去了做手术的价值，那还有什么意义呢。”
……
挂掉电话后，我长叹一声，然后就像影子一样从地面飘了起来。砖红色尖顶黄色外墙的房屋，墨绿色的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的树木，各式各样的汽车，林荫道边红顶白壁的垃圾站，与我擦肩而过的行人的面孔，都显得遥远而模糊。我住了将近一年的小区，忽然变得无比陌生。
我不知道要去哪里。我的耳朵里嗡嗡作响，眼睛里嗡嗡作响，鼻子里嗡嗡作响，嘴巴里嗡嗡作响，胸腔里嗡嗡作响，脑子里也嗡嗡作响，被包裹在一片白光中的世界也在嗡嗡作响。像是多年前叮咬过我的那一群愤怒的马蜂，又从那片密不透风的山林里飞了出来，把我裹住了。
说不定又是另外一番情况——周遭像蝉声一样密集的喧嚣之声在我接听电话的那一刻就已消失得无影无踪，天地间只剩下了我越来越响、频率越来越快的心跳声，忽轻忽重的脚步声以及急促、不规则的呼吸声。
事实上，我已经无法还原当时听到那个结果时的真实感受以及生理反应。上述的文字，除了我和医生的对话外，看起来更像是虚构。
可我马上想到，我们每天必须面对的生活，未尝不是某一位小说家虚构的一部永远没有尽头的长篇小说的最新章节。这部长篇小说，驳杂多元，难以定义，你可以说它是一部历史小说，也可以说它是一部穿越小说，自然，你也可以说它是一部现实主义小说。
我在另外一些小说家的笔下读到过太多不按常理出牌却又合乎情理的故事，譬如说一个意外事故改变了一个人的人生轨迹，一个好端端的家庭忽然被一股莫名其妙的力量推到了危险的漩涡里……
可我从未想到，这样充满了某种悲剧意味的故事，会真实地发生在我们这个历经劫难，如今即将过上好日子的家庭身上。
这个中午，与影视剧里的人们在听闻某个意外事故时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一样，我一时也不敢相信医生刚刚在电话里告诉我的事情是真实的——即便是今天，我仍然不敢相信父亲真的患上了癌症。
前一年早春，他还坐了几天几夜的火车跑到新疆打工呢；二月上旬，他还通宵达旦地给我装修新房呢，还在我的婚礼上发表过简短的致辞呢；后来祖母去世，为了她的后事安排，他还与他的弟弟发生过激烈的争吵呢；四月中旬，就在他的身体已经出现不适之后，他还打算用微博的薪水买一辆老年车呢……
那两个该死的汉字，仿佛青面獠牙的魔鬼，令人恐惧不安；也像两块压在胸口的千斤巨石，压得人喘不过气来——现在，当我用笔书写这两个汉字时，竟然也能在繁复的笔画和怪异的字形里捕捉到到它们所代表的邪恶力量的凶煞。它们丑陋的容貌，简直像平日里难得一见的毒蜘蛛，叫人不寒而栗。
根据某种可怕的常识理解，一个人如果被癌症这个魔鬼纠缠上了，那就意味着在接下来的日子中，等待着他的，已不是充满了希望的黎明，而是无穷无尽的痛苦和越来越漫长的黑夜，是死神的召唤——尽管死亡是每个人都必然要经历的一件事情，但没有人愿意像这样毫无准备地被剥夺掉继续生活的权利。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数月之后我依然无从知晓自己在这个中午是怎么跌跌撞撞地来到小区的那个圆形的露天广场的，只记得当时确切而又模糊的感受：我仿佛置身于一块见不到人烟的荒原，眼睛乃至身体的每一个角落，都被一种从来没有感受过的，如雾霭般深沉的迷惘充斥着。
那种感觉——“好像一根绷紧的弓弦猛地折断了”的感觉，也即尼日尼亚男孩恩沃依埃在看见父亲时明白好朋友被杀后的感觉，依然强烈地绑缚着我。或者说自医生口中得知结果的那一瞬间开始，这种在内心深处戛然升起的感觉就不曾离我而去。
时至今日，只要一想起父亲，上述感觉依然会在我内心深处戛然升起，随即会有一阵隐痛在身体里四处蔓延。
这个中午，我焦灼地踟蹰于广场北边已经泛黄的草坪上，活像一个弃婴。
在一阵晕眩中，我看见阴影在大地上像河流中的泡沫一样，从台阶之下，从草坪周边的灌木丛中，从回廊茂密的藤蔓之下缓缓浮现，继而肆无忌惮地疯长起来；我还看见布满阳光的天空，正一块一块地塌陷，露出一个个巨大的洞孔……
可我依然清楚地知道，如果检查结果可信，那么生活这列循规蹈矩的火车即将脱离既定的轨道，它将载着我们向着一个未知的方向驶去。
……
刊于《美文》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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